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 “根据我们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研究，如果村是1的线。”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分析，这就是说城市人均的投入是村的16.1倍。

　　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在理论上似乎并不成为一个难题。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像阳光无偏私地普照大地万物一样，公平地面向所有的公民，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不分民族。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个国家大家庭的一员，都有权利获得国家平等的对待与呵护。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却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城市与农村的人均公共服务投入相差有16倍之多，简直可以用天壤之别这样的词语予以形容。公共资源的分配无限地向城市尤其大城市倾斜，乡村真的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巨大差异，当然有效率上的考量。城市人口集中，空间紧凑，公共投入有规模化、集约化优势。尤其一些需要较大投入的管网建设，比如从供电开槽沉头强攻螺钉、供水、供热、宽带接入等等管网，同样的资金，投入城市，可能使很多人受益，投入农村，则因为农村地广人稀，受益的人数远远没有城市那么多。在公共资源作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从效率上进行的考量，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农民向城镇迁移，去城市寻求更好的公共服务，但这反而使那些没有离开的农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变得更为稀少，境况变得更差。更多农民的离开，使乡村变得更为萧条而荒芜，原本还有的一些乡村公共服务也就逐渐不存在了。突出的例子就是乡村的学校。由于政府对乡村学校投入不足，乡村学校师资和其他条件都远远比不上城市凯发k8国际入口，导致乡村的家长们被迫将孩子送到城镇去上学；乡村孩子到城镇去上学，乡村的学校变得门可罗雀。当乡村学校都差不多要关门的时候，那些无力去城镇上学读书的留守孩子丝攻，他们上学的机会就更少了。除了上学之外，其还有乡村道路、乡村供水等，因为乡村更多的人外迁，使得投入乡村道路和供水等从效率上看更加不值得了。

　　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巨大差距，主要是从经济效率角度考量而形成的，但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并不能将经济效率作为考量的唯一依据和目标。公共服务的投入，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予以考量。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权下的公民来说，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权利，是从国家得到平等对待的基本权利。如果人们从国家获得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过大，则不但使身处乡村的弱势农民的权利得不到维护，而且也会引发人们对于国家和政权的疏离感，严重的不平等甚至会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这种后果最终也会导致效率的丧失。所以，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没有公平，最终也就没有效率。对于国家来说，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杀菌机，就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尤其具有政治的意义。

　　公共投入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破解乡村公共投入不足难题的根本之道，要有更为广阔的思路。在国外发达国家，公共投入和公共支出本来就是各种利益群体激烈博弈的焦点，其博弈过程体现着民主制度的价值和诉求。每个利益群体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他们都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支出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我国实际上并无这样健全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机制。农民作为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却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决定和安排，被动地通过用脚投票也就是迁移的办法，来消极地进行自己的利益表达。这就使得公共投入和公共支出很少体现农民的利益，很少体现乡村的需求。在城市制定公共政策的人，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人，自然而然地以城市尤其大城市和首都作为公共投入的重点。虽然明智的、有良知的人们在不断呼吁加强对乡村公共投入的力度，但是，这种呼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所以，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博弈的平台，使所有利益群体当然包括农民和乡村社会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决策公共投入的分配。一旦有这样的机制，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的农民，就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利益就不会被忽视和遗忘，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就有可能逐步实现，至少能够逐渐接近目标而不是相反。

　　这个过程可能漫长，而且也必须是渐进实现，来不得急躁冒进，但是，大方向不能逆转。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程序和民主机制破解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难题，那么，它的后果要么是乡村社会的残破衰败，要么是乡村成为社会动荡的火山口。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人们所乐于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