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与2020年大多数经济体负增长不同，2021年世界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并依稀看到疫情尽头的亮光。然而，那亮光是否预示全球经济还可以重复疫情前的故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2021年在全球194个经济体中，已有近百个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疫情前水平，其中G20中约半数经济体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在疫情肆虐的两年中，全球经济艰难曲折地重上经济增长轨道，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首先，尽管疫情影响了世界经济年度表现，但并未打散经济全球化的结构，反而使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作为消费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供给方的格局。这一结构性特征使两者在全球范围上互补，共同成就了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为对冲或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超常规的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其刺激下，消费需求一反常态的旺盛，进口不断扩大，消费引领经济增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意义，在全球疫情威胁下更加凸显，为全球提供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更加突出。以中美两国为例，2021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到8591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扩大到6764亿美元。不仅两者均创历史纪录，而且两者还互为贸易顺逆差的最大持有国。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6%，占中国贸易顺差的58.6%。
以中美贸易为代表，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顺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在美国看来，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理由之一，必须再平衡。但疫情冲击反而强化了中美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其更加不平衡，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供需互补的结构性特征也更加凸显。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韧性相应地抵消着人为脱钩的企图。
其次，疫情虽然是外在于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却对经济活动产生内生性影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既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增进人类福祉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疫情伤害的是人，使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也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抗疫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它稳定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使经济活动具有了意义。
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经济活动是互联互通的；但抗疫，尤其在疫苗尚未大规模使用前，其措施以隔离为主。一旦互联互通的经济活动被人为措施隔断，经济下行乃至衰退必然发生。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甚至极度扩张，以舒缓经济衰退对社会的伤害。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全球经济迅速脱离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在各国的蔓延程度不同，全球疫苗配置不均所产生的疫苗鸿沟深浅不同，致使各国采取的隔离性抗疫措施强度不一，因此出现了即使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对冲的经济表现差异。根据牛津大学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尽管全球近54%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近62%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但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1%的人接种了一剂以上，在中低收入国家该指标为55%，而在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该指标都接近80%。疫情及疫苗鸿沟造成各国经济生活，尤其是生产活动不同的“开放差”，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不同于过去新兴经济体领先并增长较快的局面，此次是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领先复苏。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两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与发达国家增速之差，将从2015~2019年的平均2.3个百分点下降到2021年的1.2个百分点和2022年的0.6个百分点。这种与以往反向变化的“增速差”使人不安。
最后，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再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发达经济体似乎也难堪重任。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也出现放缓，虽然失业率仍在改善，但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目前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领先势头减弱，将使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回归疫情前低增长的常态。
更加令人气馁的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都在大幅上扬。2021年发达经济体CPI上涨的幅度，已经许多月超过央行曾经制定的2%的目标。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7%，2022年1月则同比增长到7.5%，是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2021年12月，欧元区和英国CPI同比分别增长5%和5.4%，是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的CPI虽然增速较低，2021年12月同比增长仅有2.3%；但PPI快速增长，2020年10月已达到13.5%，尽管随后同比有所回落，但环比仍呈正增长之势。
物价的快速上扬，改变了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低通胀局面，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出现了新变化，“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格局出现了新组合，在经济增长仍趋于下行的同时，物价却在上行。人们担心上世纪70年代“滞胀”再次重现，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40年后又同时并存。
与40年前世界经济曾经历的滞胀相比，当前世界经济状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目前的态势看，充其量还处在一种“类滞胀”状态。
相同之处是两次物价上涨的成因基本一致，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成本推进。一方面，为舒缓疫情冲击，各经济体尤其发达经济体采取超常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甚至直接向自然人提供财务补贴，致使需求持续旺盛，形成典型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疫情极大扰乱了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原料、航运、仓储价格大幅上涨，在原材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两端共同推动成本上升，形成非典型的外部冲击式通货膨胀。市场担心两者会形成相互推动的螺旋，致使物价更快速上涨。
不同之处在于发生的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仍处于冷战格局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平行的体制造成世界经济的分裂。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体几乎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易成本的降低使国际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推动传统的以货物为主的国际贸易走向要素贸易，WTO取代了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出现了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缔造了生产力跨国配置的产业链。全球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三个板块：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东亚新兴经济体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作为需求市场，发展中经济作为生产供给的格局，使包括“滞胀”在内的经济现象的发生和传递机理有了重大改变。
表现在供给侧，这三个板块由产业链串联在一起，发展中经济体生产能源和原材料，新兴经济体生产工业制成品，发达经济体提供技术和金融服务。在疫情冲击下，生产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经济体因正常生产秩序被扰乱，出现了供给瓶颈，引起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这一上涨沿着产业链传递到新兴经济体，造成工业制成品成本上涨，这也是中国PPI上升的基本原因。
表现在需求侧，发达经济体是全球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其市场规模及消费倾向决定着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表现。为舒缓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伤害，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对弱势企业和群体的直接财务补助，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维持了与此相关的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稳定，在客观上支持了包括自身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也造成了需求拉动式价格上涨，并开始向世界传递。
目前的态势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格局中，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不同，面对“类滞胀”的风险大小也不同，因此出现了政策选择的多样性。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疫苗供应不足使其生产、生活秩序难以正常化，造成供给端的瓶颈，不仅妨碍了大宗商品生产，也引起了消费品价格上涨。这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也在放缓，但是稳定物价更为重要。于是，以央行加息为代表的反通胀操作不得不开始。
在那些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经济体，例如中国，稳定经济增长则成为政策选择的方向。从第三季度开始，受外部疫情反复，消费持续疲软和房地产加速下滑影响，中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由二季度的7.9%下滑到三季度的4.9%，四季度会进一步下降到4%，致使2021年经济增长仅达到8.1%，尽管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却弱于年初预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PPI仍在高位并使CPI有高企的可能，但保增长的任务更重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以降准、降息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宽松化已在进行中。
在那些类滞胀走势尚不十分清晰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美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何时退出及怎样退出仍有争议。市场担心决策犹豫不决会错过最佳窗口期，而对持续的通胀压力估计不足，将来可能形成通胀—工资螺旋上涨的局面，从而不得不“马后炮”，被迫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大幅波动。
目前，美联储尚未采用以加息为代表的大幅紧缩性货币政策，但为防止成本推进与需求拉动相互循环，避免形成通胀—工资螺旋上涨的局面，美联储已开始实施相机抉择的TAPER安排，于2021年11月开始下调购债规模。这一做法试图将流动性和利率进行分离管理的货币政策策略，强调购债缩减与加息完全不同，其目的有二：
二、流动性充裕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在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只要央行不加息，利率就不会大幅上升，金融市场尽管会有波动，但出现连续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小。
美联储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操作似乎印证了这种策略安排的平稳性。自2021年8月11日起，美联储纽约分行的隔夜逆回购就稳定在1万亿美元以上，但逆回购利率仅从6月17日之前的0%上升到此后的0.5%，并维持至今。其间甚至经历过如9月30日达到1.6万亿美元的逆回购，利率并未变化。这使美联储有信心用TAPER的办法，既稳定通胀预期，又避免市场大起大落。
美联储之所以采用这种小心翼翼慢转弯做法，除担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外，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机制发生了变化。从宏观经济政策安排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由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这被称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它既区别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济正常情况下，央行调控利率的第一种货币政策；也区别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零利率情况下，央行调控自身资产负债表伸缩的第二种货币政策。这种所谓的第三种货币政策可概括为“发货币，买国债”的政策，即靠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而国债的销售靠央行的购买，其结果是财政赤字与央行资产负债表同步持续扩大。从2020年3月15日到2021年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从4.16万亿美元扩张到8.77万亿美元，短短20个月扩大了1.2倍，预计在2022年3月将达到9万亿美元。
这种财政开支绑定货币供应的政策，形成了一种国库直通印钞机的机制，造成财政与货币政策只能同进同退的局面。印钞机开，财政开支进；印钞机停，财政开支退。事实上，在美联储宣布TAPER操作的同时，美财政部也在缩减发债。市场预计2022年美联储美债净购买将减少7800亿美元，美债供给量将减少1.13亿美元，其中财政国债净供给将下降3200亿美元。可见，第三种货币政策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宏观经济政策。
“屋漏偏逢连夜雨”。自2021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物价上涨态势似乎一步步地验证市场的预期。到今年1月，CPI达到7.5%，连续九个月达到5%以上。这迫使美联储加快债券减购步伐，在去年11月每月150亿美元的基础上翻倍减购，预计在今年二季度完成1200亿美元的减购计划。这意味着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紧缩的工具箱里就只剩加息选项了，美联储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市场预测从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23年底将出现为期两年的加息周期。
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幅转向，给全球金融带来了重大风险。反映在固定收益市场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而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将使债券融资成本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市场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已出现了反复振荡。考虑到因成本推进造成的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市场调整幅度可能会继续加大。
使人警惕的是，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使美元的流动性趋紧，并带动其他国家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进而使全球货币市场利率上升。目前来看，利率平价反映在汇率上，将使美元指数总体保持强势，欧元和日元相对偏弱，新兴市场货币表现将出现分化，不排除一些经济体会出现货币危机，目前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就是一例。在亚太地区，曾经济表现亮丽的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成为货币危机风险较高的国家，其国际收支状态值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在强势美元的吸引下，资金会回流美国。这将给那些国际收支失衡、外债偿还压力大的经济体带来严重挑战，并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值得高度关注。为阻止资金外流，这些经济体不得不进一步进行预防性加息。
2022年面对“类滞胀”，全球各经济体开始调整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致使分化中的世界经济表现更加分化。从短期看，由于各经济体经济复苏不同步，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同时，出现了周期的错位，形成了政策的分野：美国趋紧，中国趋松，其他经济体虽在分化，但多数会趋紧。从长期看，因疫情所致的各国经济周期错位，在造成经济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增速差。鉴于发展中经济体疫情仍有蔓延的可能，以及全球性疫苗鸿沟，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经济增速差会固化。特别是考虑到未来两年是发展中经济体偿债高峰期，如果它们的经济增速下滑，不仅会导致偿还困难，更严重的是债务危机一旦发生，会使经济发展脱离轨道，严重影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加剧全球不平等程度的同时，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新的不稳定性。
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状态，出现了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周期，使2020年与2021年的世界经济呈现为镜像对称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并且表现得更为突出。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经济恢复增长且增速较高；与此相对应，2021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低于去年第三季度，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疫情周期。
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周期，开始重新面对疫情前的常态现象——经济下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实际上是跨周期中出现的现象，即由疫情周期进入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常态周期。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由抗疫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回落，二是在常态情况下的趋势性下行。两者叠加，出现了以往不常见的需求收缩（如消费）、供给冲击（如煤炭）和预期转弱（如房地产）的三重压力，加速了经济下行。
第一，出口引领作用正在减弱。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中国较早控制了疫情，并依靠全产业链优势，支持全球抗疫和重建。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出口逆势上扬表现强劲。2021年出口同比增长29.9%，相较2019年两年平均增长16%，对GDP的贡献均在1/4左右，成为疫情周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引领力量。但是，随着世界经济重上轨道，中国出口也开始回归常态， PMI新出口订单过去连续六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出口数量也开始大幅回落，当前出口表现更多是依靠出口价格的支撑。未来随着海外消费需求从商品向服务转移，海外供应链持续恢复，出口替代效应逐步下降，在2021年的高基数下，2022年出口增速和对经济的贡献都会相应回落。
第二，消费不及预期。受局部疫情反复影响，家庭消费信心低迷，消费支出疲弱，社会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速由第一季度的4.7%和第二季度的4.6%下滑至第三季度的3%和第四季度的2.2%；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6%，明显低于疫情前8%~10%的增长水平。2022年消费和服务业虽有望在防疫常态化的新平衡上出现改善，但当前居民收入信心和消费意愿都距离疫情前有明显差距。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是固定资产投资最主要的三大构成。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仅制造业投资保持了较强的增长韧性，但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基建投资延续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第二季度的6%下滑至第三季度的1.5%和第四季度的2.5%。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会有所回升，但幅度相对有限。
第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表现的最大拖累。2021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7.7%，但下半年出现大幅回落，第三季度同比下跌13%，第四季度跌幅扩大到17%。由此，房地产开发投资从第二季度开始下滑，9月末房地产贷款增速降至8.6%，低于第一季度的12%，是八年来最慢的增速。10~11月房地产信贷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改善主要来自按揭贷款，房地产企业资金链依然较为紧张，出现了以恒大为代表的房地产债务违约事件。以投资态势看，过去房地产投资年平均增长10%以上，现在负增长5%，下滑了15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将拖累全年GDP下落1个百分点。目前，房地产投资下行态势仍在延续。
按经济学一般理解，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速度是合意增长速度。从统计数据看，2022年若维持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需创造1200万个就业机会。目前， 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创造略高于2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经济增长速度需维持在5.5%左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边际引领因素。鉴于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1/4强的事实，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就成为今年投资问题的关键，为此必须借助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避免抗疫刺激政策退出过快（逆周期），又要加强过去行之有效的惯用措施，例如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跨周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必然的。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2022年除公共卫生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弹性化外，在经济政策方面，当出口、消费两匹拉套的马左顾右盼时，投资作为驾辕的马必须保持定力，努力前行。市场期望在保持“六稳”“六保”连续性的基础上，一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全方位支持民间资本（尤其小微企业）的维持及扩大经营，另一方面政府的基建投资要尽早扩大发力，以弥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足。
在差序化的世界经济中，走出疫情周期的中国经济再现稳增长问题，深刻反映了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艰难。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中国经济就开始了下行，至今已超过50个季度。其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稳中求进”，并数度启动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稳增长”政策。随着这些旨在提升总需求、刺激经济的政策发力，经济也曾一度停止下行。起初人们以为经济稳住了，并憧憬随后可能开启的新周期。然而，新周期并未如期而至，经济反而又开始下行。
这种情形在过去十余年中反复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经济结构内在变动所带来的趋势性变化，是不能为反周期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所熨平的，从而也不存在所谓的新周期。这一认识促使人们以更长期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表现，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理解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刻画其状况，并前瞻其未来。
国际经验表明，存在着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变过程，即工业化进程。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会带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二元结构本身蕴藏着工业化的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因劳动生产率高，可以提供高劳动报酬，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受此吸引会踊跃地加入工业化过程，从而使这一过程呈现为人均收入提高过程。由此，以工业化标志的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这两个过程的统一。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居民收入也在增长，恩格尔系数将下降。与此同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在递减，相应地，享受和发展性的消费日益成为新的偏好，带动经济结构向消费弹性更高的服务业方向转变，工业化开始转向城市化。城市化中代表产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从经济增长过程看，这意味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方向的转变过程，也是工业化进程中“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效应递减的过程，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久而久之，工业化中低成本要素累积过程会发生断裂，经济增速随之出现拐点。换言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以人均GDP为代表的人均收入增长达到某一特定水平时，“结构性加速”将转向“结构性减速”。
国际经验表明，这一“结构性减速”现象通常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形成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处理不好，不仅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会止步不前，而且会断送现代化前程。只有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在维持资本、劳动等要素积累的同时，将社会、制度、创意、科技、人力资本等新因素共同纳入生产函数，使其内生为技术进步，从而孕育出包容式发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换言之，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向服务业转型绝不是表现为诸如澡堂、饭馆等低端服务业的比重提高，而是表现为科技、教育、医疗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新型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完成这一转型的国家，虽然可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并进入高收入社会，但经济增长仍可能会下一个台阶，由高速转为中速。
文化背景与中国类似的日本、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常作为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前车之鉴。从人均GDP看，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达到10276美元。如果不考虑购买力平价的变化，仅从美元绝对额来看，2019年中国的这一水平与日本1983年和韩国1994年的水平相若。此前，日本经济曾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9%的高速增长，在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下开始下行，1983年已经下行到4%左右的中速平台。以1986年《广场协议》为标志，日美经贸摩擦加剧，预示着日本工业产能扩张已到极限，并因此开启了向服务业转变的结构调整过程。然而，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经济增长再次下了一个台阶。韩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在上世纪70~90年代初，经济增长一直维持着8%左右的高速度，被称为“汉江奇迹”。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韩国工业产能扩张已到极限，产业结构随之开始向服务业方向急剧调整。随着劳动力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结构转变的重心，韩国经济增长也下移到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
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入口处，日韩经验发人深省。它们虽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的跌宕仍令人唏嘘，深刻诠释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艰难性。反观中国，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已下行到两年平均为5.1%的中速增长状况。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一中速增长状态能否维持？中国经济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日韩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 1983年的日本和1994年的韩国，城市化率已达到发达国家7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人均GDP与此相当的2019年的中国该指标仅为61%，其中还有近20%是半城市化的农民工。逻辑上，只要城市化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表明该进程仍在继续，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在。其二，不同于日韩这样的中等经济体，中国是一个超大的经济体，人口占世界的1/5，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内需潜力日益巨大，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其三，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最大规模的在校大学生，技术创新的潜力可观，可使服务业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就是先例。
上述增长潜力意味着中国仍有可能保持较好经济表现。但现实中，中国经济却需要用政策来稳增长，两者之间反差极大。这一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尚未建立起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可靠体制依托，潜藏的经济增长能力尚无法有力动员和释放，成为现实的经济表现。换言之，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已大功告成，可以一劳永逸。事实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上实现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正确的认识是推动改革深化及制度创新的前提。面对时代的呼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维持与行为规律，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金融风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认识和把握的提出，将引领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与时俱进，使其成为现代化导向的和可持续支持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体制。
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已经呈现连续性、梯度性的特点，中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经营战略、营销模式、还是产品研发、后期服务，都有各自独到的宝贵经验。
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并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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